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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欧洲杯下注官网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技术方案,保证客户的投资收益,充分理解客户的实际需求,达到客户要求的满意度。AT&T一百年来发展得很健康。虽然一百年来它一直受反垄断法的约束。但是,美国政府司法部并没有真正要过它的命,每一次反垄断其实是帮助AT&T修枝剪叶然后让它发展得更好。我们今天谈论作为美国仅有的两个被反垄断法拆分的公司之一的AT&T公司时,不能不看看AT&T的垄断地位是怎样形成的。(注:另一个被拆分的公司是美孚石油。)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创新必须依靠技术实力。和Google一样,基因科技也是世界上单位办公面积博士密度最高的公司。就连它的七名董事中都有五名博士,九名执行官中也有六名博士。基因科技里的科学家在同行中是佼佼者,在公司内部地位也很高。基因科技是我读过的上百个大公司年度报告中唯一介绍其所有资深科学家(StaffScientists)的公司。当然,技术只是保证公司成功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充分。要保证创新,公司的体制非常重要。这就如同一个国家,它的体制决定了它的发展。在传统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它是一个从日用品(这个部门最近卖给了强生公司)到最赚钱的药什么都做得巨无霸医药公司,它在全美国最赚钱的十个药中占有四席,它每年用于新药的研发经费也高达八十亿美元,足足是基因科技的四倍,但是它的研发效率却是主要医药公司中最低的,它那些挣钱的药主要是靠购买专利获得的,而不是自己开发的。(因为FDA设置的门槛,一个大学的研究室和小公司很难拿到FDA的许可证,所以采用将专利卖给大制药公司的做法。)这倒不是辉瑞科学家的水平不如基因科技,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只有公司体制好,像辉瑞这么有钱的公司不愁找不到最好的科学家,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知识转化成技术再成产品的有效途径以及公平的分配制度,不愁这些科学家开发不出好药。遗憾的是辉瑞旧式的体制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而基因科技完全按照IT公司的模式经营,却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以摩托罗拉技术和市场的优势赶上这半步照说应该不难,但是,摩托罗拉另一根基因使得它很难适应新的市场竞争。在模拟通信设备市场上,技术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其它方面,比如方便性,外观都不重要。而且模拟电子技术很大程度上靠积累,后进入市场的公司很难一年两年赶上。玩过发烧音响的读者知道,音响的数字设备,比如播放机,各个牌子差异不是很大,而模拟部分比如喇叭不同厂家的差异有天壤之别。日本的SONY和先锋至今做不出美国HarmanKardon和Infinity那种高质量的喇叭。在摩托罗拉内部,很长时间里,也许直到今天,技术决定论一直占主导。在数字电子技术占统治地位的今天,各个厂家之间在技术上的差异其实很小,这一点点差别远远不足以让用户选择或不选择某个品牌的产品。相反,功能、可操作性、外观等非技术因素反而比技术更重要。在这些方面,摩托罗拉远远比不过诺基亚和亚洲的对手。我一些在摩托罗拉的朋友常常很看不上诺基亚和三星等公司的做法“他们换一个机壳或者颜色就算是一款新手机”,但是,用户还真的很买后者这种做法的帐。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司,1999年以前,它基本上和第一个公司的曲线吻合,虽然它的利润率相对较低。但是,2000年以后,它的营业额虽然基本上是直线增长,却有两次小的滑坡。糟糕的是它的盈利却忽高忽低。它的利润率不仅没有上升,还略有下降,而且一直在10%一下。因此,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值得怀疑。如果我们再了解到它2002年到2003年营业额猛增是因为买下了一家很多的公司,那么我们对这家公司自身发展的能力就更怀疑了。根据巴菲特的观点,这种忽上忽下的公司不能投,因为它保不齐哪天就会垮掉。摩托罗拉至今都看不起三星和诺基亚不重视核心技术、只在外型和功能上搞花架子的做法。摩托罗拉一直认为技术和质量是产品的关键,因此我说它是IT业的一个贵族。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远不够。今天,至少在手机行业,各个公司产品在硬件技术上差不到哪去,设计一款手机的硬件和当年在中关村攒一台PC一样容易。现在的手机里面没有几个芯片,而且核心的只有一个,只要到TI去买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无数手机品牌的原因。)因此手机的质量都不是唯一决定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今天所有手机的质量比二十年前都有很大的提高,今天质量差的手机也比二十年前质量好的手机质量更好,也就是说质量差的手机也凑合能用。要想在今天的手机市场上(尤其是在亚洲)站稳脚,功能、外观的设计和质量及技术含量同样重要,商业和市场的开拓更是不可偏废,在这些方面,摩托罗拉和后进入手机市场的公司几乎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2020欧洲杯下注官网在信息时代,微软向全世界证明了计算机软件可以独立于计算机硬件系统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同时(在企业级市场上)证明这一点的,就是甲骨文公司。在甲骨文和微软以前,计算机软件必须随着计算机硬件一起出售,无论是大型机公司IBM,还是小型机公司DEC和惠普都是如此。而IBM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前是,今天仍然是硬件、软件加服务的捆绑销售。过去要想用IBM的系统,必须买IBM的硬件,外加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额服务费,它的软件不单卖。甲骨文公司尝试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种商业模式今天说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一次性卖软件的使用权,而这在当时是对IBM商业模式颠覆性的革命。这样用户不再需要每年向IBM等公司缴纳高额的服务费了。甲骨文公司看中了当时市场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开发出和IBM相抗衡的SQL数据库系统,很快靠“卖软件”的方式占领了市场,并且仅仅依靠数据库系统一种应用软件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软件公司。后来就连IBM也学着甲骨文卖软件了。甲骨文成功后,硅谷很多人纷纷效仿办起了各种各样的软件公司,包括很成功的做Photoshop的Adobe和财务软件TurboTax的Intuit(Google的邻居)。虽然很多基于PC的应用软件的公司都不断的被微软挤垮,但是总是不断有新的冒出来并且成长壮大。而企业级的软件公司由于和微软的冲突较少,更容易生存下来。

2020欧洲杯下注官网在我们熟知的微机领域,微软无疑是老大,苹果是老二(当然,现在的苹果和斯库利时代不同了,它已经不完全是计算机公司了)。微软控制着微机的操作系统,于是几乎所有的软件硬件开发商都必须跟在微软的后面开发应用产品,因此微软的地位就相当于猴王。苹果有时能够挑战一下微软,把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一两个百分点,但是,总的来讲它在微机领域一直受微软的打压。剩下来的公司,不仅很难挑战微软的霸主地位,和苹果也差得很远,因此要么替微软赚吆喝,比如各种小的兼容机公司;要么就避开微软闷头挣自己的小钱,比如应用软件开发商Adobe、Intuit和赛门铁克等,日子也过得下去。天使投资(AngelInvestment)本质上是早期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人,简称天使,常常是这样一些有钱人:他们很多人以前成功地创办了公司,对技术很敏锐,又不愿意再辛辛苦苦创业了,希望出钱让别人干。在硅谷这样的人很多,他们的想法就是“不愿意当总(经理),只肯当董(事)”。风投公司首先会帮助被投资的公司开展业务。自己开公司的人都知道,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向大客户推销产品时,可能摸不对门路。这时,“联系”广泛的风投公司会帮自己投资的小公司牵线搭桥。越是大的风险投资公司越容易做到这一点。风投公司还会为小公司请来非常成功的销售人才,这些人靠无名小公司创始人的面子是请不来的。风投广泛的关系网对小公司更大的帮助是,它们还会帮助小公司找到买主(下家)。这对于那些不可能上市的公司尤其重要。比如,KPCB早期成功地投资太阳公司后,就一直在太阳公司的董事会里,利用这个方便之处,KPCB把它自己后来投的很多小公司卖给了太阳,这些小公司对太阳是否有用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投资者的钱是收回来了,创业者的努力也得到了客观的回报。在这一类未上市公司收购案中,最著名的当属Google收购YouTube一事。两家公司都是由红杉风投投资,著名投资人莫利兹同时担任两家公司董事。YouTube能成功地卖给Google,红杉风投作用不小。风投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越是成功的风投公司,投资成功上市的越多,它们以后投资的公司相对越容易上市、再不济也容易被收购。因此,大多数想去小公司发财的人,选择公司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看它幕后的风投公司的知名度。Google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是求职者眼中的热门公司了,固然有它许多成功之处和吸引人的办法,以及创始人的魅力,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它是第一家KPCB和红杉风投在同一轮一起投资的公司,在此以前,这两家风投从不同时投一家公司。

大家也许会问,既然思科这种办法证明有效,为什么别的公司学不来。当然这一方面因为并非所有公司的领袖都有思科CEO钱伯斯(JohnChambers)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更重要的是思科的基因使然。思科自己的创建就是用到了两个创始人的职务发明。斯坦福大学当时虽然很想独占“多协议路由器”的发明,但是最终很开明地和两个发明人共享了这项技术。当然思科上市后,波萨克和勒纳为斯坦福捐了很多钱,除此以外斯坦福还拥有很多思科的股票,因此斯坦福和波萨克和勒纳通过思科的到了双赢。正是如此,思科能做到宽容员工用自己职务发明开办公司。另外,思科员工的发明,一般很难单独成为一种产品,而必须应用到现有网络通信系统或设备中,因此它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卖给思科。所以,思科倒是不怕这些小公司将来反了天。今天知道仙童公司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它在半导体历史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仙童半导体公司是从夏克利半导体(ShockleySemiconductor)“叛逃”的科技史上著名的“八叛徒”(TraitorousEight)创办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摩尔定理的提出者戈登·摩尔和集成电路的发明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Noyce)。仙童半导体公司在五十年代末制造出世界第一个商用半导体集成电路。(注释:对于是谁第一个发明集成电路,现在仍有争议,德州仪器公司的专利比仙童的早,但是,仙童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实用产品的)尽管现在仙童公司早已江河日下了,但是每一个计算机用户一定知道它的两个孩子—英特尔公司和AMD公司。如果要把计算机工业的历史划分阶段的话,那么,1976年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没有读完大学的天才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在车库里整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商业化的个人电脑Apple-I。在硅谷很多公司才创业时因为资金有限,常常租用租金便宜的民房甚至是它们的车库来办公,这几乎是硅谷特有的现象,苹果起家时也不例外。"蓝色巨人"在这次信息革命浪潮中步子开始并不慢。1973年从小华生接手IBM的新总裁凯利(FrankCary)在花了大量时间去应付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反垄断诉讼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个人电脑,IBM观望了几年。这对IBM这样一个大公司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前面讲过,IBM成功的秘诀是保守,它基本上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果苹果公司失败了,IBM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如果前者成功了,IBM依靠它强大的技术储备完全可以后发制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IBM其实时第二家做计算机的公司。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很多大公司用这种办法对付小公司的例子。四年后,凯利决定开发个人电脑。2020欧洲杯下注官网这一年,贝尔实验室的总裁梅毅强(JohnMayer)博士率大规模的代表团访华,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接见了他,足以说明对AT&T的重视。中国国家主席接见一个公司下属机构的总裁,这次可能是空全绝后的。AT&T当时可以说风光到了顶点。

首先,斯坦福大学在专业设置上覆盖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集。在美国大学里有个普遍的看法(也许是偏见),“哈佛的人能写不能算,麻省的人能算不能写”,反映出哈佛侧重文科而麻省侧重理工科。(实际上哈佛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和物理学专业。)而斯坦福的人文理兼修。在美国一个大学的综合排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关键看专业的好坏。美国最热门的专业首推医学,然后是法律、工程和商业。一个学校的历史专业或者政治学专业再好,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唯一一个在这四大热门领域都名列前茅的学校。它的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长期以来并列美国第一,它的法学院仅次于耶鲁大学排在第二,它的工学院仅次于麻省理工也是第二名,斯坦福医学院也在美国前十名。和斯坦福相比,美国其它大学都显得有些缺胳膊少腿:哈佛和耶鲁的工科很弱,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没有医学院和法学院。在硅谷,首先工作时间超长。我第一次去硅谷的IBMAlmaden研究中心时,接待我的一位科学家在陪我吃完晚饭八点多以后又回到实验室干活去了。在那之前,我刚访问过IBM在纽约的华生实验室,记得那里晚上是没有人上班的。因此,我颇为惊讶地问他,是否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完成。他告诉我,他几乎天天如此。虽然同样是IBM的雇员,在加州的人实际工作量顶得上美国东部两个人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加州那些小公司员工比IBM的工作时间还要长、负担还有重。惠普新的舵手是马克.赫德。他上任前大家对他是否能扭转惠普这个老、大、难的公司也心里没底。也难怪,九十年代以前,惠普的高利润很高,节奏慢一些也没关系,惠普的很多老员工已经习惯了不紧不慢的做事方式。这种样子显然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微机市场上生存。在产品上,惠普和竞争对手相比一点优势也没有。两年后,雄辩的事实证明,作风直截了当的赫德正是医治惠普的良医。赫德很少花时间做那些漂漂亮亮的Powerpoint投影胶片,而是直接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赫德很少讲大道理,从来是用数字说话。他做一小时报告,常常要引用几十个数字,平均一分钟一个。这种付款方式要安全得多,其好处是易见的,当网上购物的发展起来后,其推广的条件便具备了,不需要培养市场。而每年十几万亿美元的交易,对PayPal来说几乎是无穷大的发展空间,尽管PayPal现在每年以30-40%的高速度发展,到2007年仍然只有40亿美元左右的交易额,发展空间很大。所以PayPal这个题目是一个可以在很长时间内高速发展的生意。PayPal在技术上虽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但是它的商业模式却是革命性的。

但是,太阳公司通过Java实现跨操作系统平台的梦想至今没有实现。用华尔街的话讲,就是Java是赔钱赚吆喝。赚到吆喝后怎么挣钱,太阳公司至今不知道。我接触过太阳公司的很多人,他们大多抱怨Java这种免费的东西无法挣钱。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人,设想如果Java当初掌握在盖茨手里,他一定能玩出无数的名堂。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信息科技产业的生态链。这一章是它的姊妹篇,我们将介绍信息产业的其它规律。其实很多观点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再系统地介绍它们,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信息科技产业的变迁的内在原因。这里面要说几句“现成市场”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新兴公司不可能等好几年时间,等市场培养成熟才开始销售。事实上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是技术、产品都很好,但市场条件不成熟。比如当年甲骨文搞的网络PC,从创意到产品都不错,但是当时既没有普及高速上网,更没有强大的数据中心,因此失败了。直到十年后的今天,Google提出“云计算”的概念并建立了全球相联的超级数据中心,拉里-埃里森的这个梦想才可能成为现实。但是,没有一个小公司能等得起十年。英特尔虽然雄霸个人电脑处理器市场,但随着个人微机市场的饱和,它远景不容乐观。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反摩尔定理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处理器的价格在不断下降。同时,它在新市场的开拓上举步艰难,很难摆脱“诺威格效应”的阴影。好在英特尔同时也是安迪-比尔定理的直接受益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微软等公司软件的更新。

硅谷兴起于半导体工业,三十年前,硅谷就是半导体的同义词。但是现在半导体工业在硅谷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世界上很多城市因为一个产业而兴起,比如德国的鲁尔兴起于采煤和炼钢、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分别靠钢铁业和汽车业发达,但是,随着这些工业的饱和和衰落,相应的城市也渐渐衰落了。二十年前,当半导体公司开始离开硅谷时,不少人也怀疑过是否早晚有一天硅谷会步匹兹堡和底特律的后尘,二十年过去了,这种因产业变革带来的地域性衰退并没有在硅谷发生。事实上,没有了半导体,硅谷反而更加繁荣了。再接下来是判断力和执行力。通常,办起一个公司并不难,把它从小做到大,并且做到盈利就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路要走,不免要遇到数不清的岔路,任何一次错误的选择都可能使原本看上去不错的公司运营不下去而关门大吉,因为小公司对抗大公司时是不能有任何一次失误的。执行力是保证正确的决定能够最终实现的因素。判断力和执行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验。创业的年轻人天生具有非凡的判断力和执行力不容易,为了保证一个起步良好的公司能够成功,一般风险投资家在投资的同时,要为公司寻找一位专业的CEO,就是这个目的-2020欧洲杯下注官网马可尼里领导的太阳公司在很长时间里甚至没有看出决战操作系统的重要性,这样太阳公司和微软公司的竞赛还没有开始就先输了第一回合。这倒不是马可尼里无能,而是马可尼里等人的“思维”锁定在卖硬件上了。虽然太阳公司的工作站当年每台要上万美元、服务器要十万美元,但是比DEC的小型机和IBM的大型机便宜多了。在九十年代末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太阳公司的服务器和工作站销路太好了、太挣钱了。虽然太阳公司的中小企业市场份额不断被微软/英特尔联盟侵蚀,但是它也在不断占领原来DEC和HP小型机的市场并有足够的处女地可以开发。因此,它的整体业务还在不断扩大。这很像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王国,虽然它的无敌舰队已经被英国人打败了,并失去了海上霸主的地位,但是由于世界上可殖民的处女地仍然很多,支撑着这个海上老二繁荣了两个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全世界再无殖民地可开拓时,西班牙早期埋下的危机才表现出来。当然,衰落要比繁荣来得快,在很短时间内,西班牙从欧洲的富国沦为穷国。太阳公司也是如此。从1986年到2001年,太阳公司的营业额从2.1亿美元涨到183亿美元,成长率高达平均每年36%,能连续十五年保持这样高速度发展,只有微软、英特尔和思科曾经做到过。在这种情形下,很少能有人冷静地看到高速发展背后的危机。太阳公司当时不自觉地满足于捏SGI、DEC和HP这些软柿子、并沉溺于在硬件市场上的胜利,忽视了来自微软的威胁。但当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碎时,它以服务器和工作站为主的硬件业务便急转直下。2002财政年度(到2002年六月),它的营业额就比前一年跌掉了三成,并且从前一年盈利九亿美元跌到亏损五亿美元。太阳公司找不到稳定的利润来源和新的成长点,从此太阳公司便江河日下,一下从硅谷最值钱的公司沦为人均市值最低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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